蔡馥生（1903-1994），广东省揭阳县人，我国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1959年暨大重建时期来暨大工作，先后担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和经济系主任；1978年暨大复办时主持经济系的筹办工作；1980年暨大成立经济学院时被任命为第一任院长。1983年退居二线，任经济学院名誉院长。
为适应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华侨、港澳同胞的要求，更多更好地培养经济理论和经济管理人才，1980年9月27日，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暨大在1978年复办时设立的经济系基础上成立经济学院。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高校最早成立的经济学院，是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成立的经济学院。首任院长为老一辈著名经济学家蔡馥生教授。
不图自身安稳、只为经世报国
蔡馥生1923年考进厦门大学商科，1927年转学到上海中央大学商学院，是年8月毕业获商学学士。大学毕业后，蔡馥生考进上海邮政储金汇业总局。从学校到社会，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以及国民党统治阶层的反动和腐败，给广大劳苦群众带来的剥削和苦难。因此，他认识到要改造中国社会、解放中国人民，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面对国家危难，蔡馥生毅然辞去当时被称为“铁饭碗”的邮政储金汇业总局的职务，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参加社会科学家联盟，负责宣传工作，编辑《社会生活周刊》和《正路半月刊》，投身抗日民主运动。期间，他曾因参加欢迎世界反帝大同盟代表筹备活动而在上海被捕，于四年后从南京监狱无条件释放。后又因多方原因辗转至武汉进行抗战，为适应抗日需要，他写了《救亡的理论与实践》一书，供后方救亡团体当教材用。
研究华侨经济、创办华侨学校
皖南事变后，为加强我党在东南亚侨胞中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周恩来同志决定派蔡馥生到新加坡创立《南洋通讯社》并任主编，报导南洋华侨爱国运动，支援抗战和反映南洋华侨的经济教育情况。从此，蔡馥生与华侨经济研究、华侨教育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新加坡沦陷后，蔡馥生与胡愈之、郁达夫等流亡到马六甲海峡小岛等地，为解决生活问题和掩护自己，在印尼各地创办肥皂厂、香烟厂、饼干厂等，同时研究华侨经济。1945年日本投降后，蔡馥生先后出任《民主日报》副刊和《新南洋》编辑、《大公报》和《经济周刊》主编，介绍国内解放区工商业政策和马列主义经济理论。这一时期，蔡馥生对华侨经济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发表了《华侨经济与新民主主义建设》一文，阐明华侨经济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过去和将来都能支援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同时出版了一批小学教材，创办了苏东华侨中学，促进当地华侨教育事业的发展。1949年至1959年，蔡馥生先后在南方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华南分区担任要职。
一手创办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1958年，暨南大学在广州重建。1959年增设经济学系，蔡馥生被调到侨校暨南大学，先后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经济系主任。当时师资力非常薄弱，也没有系统的教材，蔡馥生与赵元浩同志二人亲自抓教材编写、边写边教，同时四处物色人才和培养师资，全情投入搞专业建设。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经济学系从一个经济专业扩大到政经、财贸、外贸、会计、工经五个专业，学生人数达八、九百人，占当时全校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在广东、华南地区已有相当影响。“文革”期间，暨大停办，经济系并入中山大学，蔡馥生亦随之进入中大。
1978年，暨南大学复办之后，蔡馥生主持经济学院筹办工作。当时，蔡馥生尚在中山大学工作，每天需乘坐公共汽车来暨大上班，往返途中转车两次。他虽已年逾古稀，也和同事一起挤车，在暨大处理各项工作后，晚上回到中大又找教师研究工作。两年之后，暨南大学终于获得国家教委批准，成立经济学院，专业扩展到六个系，成为华南地区财经学科从理论到部门经济门类齐全的一个学院，也是国内首批建设的经济学院之一。蔡馥生再担重任，出任第一任院长，除负责全院行政领导工作外，还带研究生。
这一时期，暨大经济学院发展迅速，经济学系最早成为国务院批准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12个点之一。已经将近80岁高龄的蔡馥生担任研究生导师，既要亲自给研究生上课、参加论文答辩等工作，又要改造原有专业、加强新专业的建设，而学院师资力量不足，课程设置又困难，教材不全，面临问题较多。为此，蔡馥生四处奔波，多方联系，争取援助，并充分调动教师积极性，集中优势解决突出问题，从而使得各项工作得以顺利进行。1983年，他退居二线，任经济学院名誉院长，仍兼任研究生导师，直至1986年离休。尽管蔡馥生在任院长时间不长，但他为学院付出了大量心血，为后来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离休后，蔡馥生仍一如既往，时时关心经济学院的教学行政工作和教职工生活。
为人处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蔡馥生的真实写照。从1968年到1978年暨大被停办达十年，当时要复办，其困难可想而知。老革命家蔡馥生不辞年高，身体力行，千方百计地联系外地教师如期调入，并认真准备教材、后勤保障等工作，可以说是任劳任怨。
在暨南园工作期间，他对老师和学生都非常和蔼。每当看到一些老师从校外过来上课，蔡馥生都会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休息一会儿，洗把脸再去教室。与蔡馥生一起筹建经济学院的陈光耀教授回忆道，当年蔡馥生教授对教师非常关心，几乎所有新来的教授，他都会亲自去火车站迎接，安排他们的住宿和生活，并上门看望。
教学科研“治学严谨，诲人不倦”
蔡馥生治学严谨，他一生有从事经济工作的丰富实践经验，而且十分热爱钻研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视《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在许多重大理论问题上，他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他治学的出发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他认为：“离开实践研究理论，理论就会变为空谈，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
（蔡馥生教授给学生们讲课）
在暨南园任教期间，蔡馥生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学生，可谓是“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有马有恒（政协湖北省第九届委员会常委，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建兴龙（澳门）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暨南大学校友总会会长）、丛明（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巡视员）、胡军（曾任暨南大学校长）、刘少波（曾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隋广军（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党委书记）、黄小纲（广东区块链应用技术研究有限公司董事长）等学术界、政界和商界的精英。
谈及蔡馥生，其学生都十分感谢他的教诲。“岁月如梭，师恩难忘。”中山大学周运源教授说，“至今我们对蔡老那种严谨的治学精神及诲人不倦的风范仍记忆犹新。当时，我们每周上课前，蔡老都事先列出学习大纲要求我们做准备，课后也要求写读书笔记。每次在蔡老家上课，蔡老夫人黄阿姨总亲自给我们准备茶水。这每每使我们心暖如春，充分体现师者如父母之情。”
学术趣事：与卓炯的争论
1985年1月，蔡馥生教授的一篇名为《论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并与卓炯同志商榷》的文章发表后，很多人都意识到，一场激烈的学术争论已经开启。虽然蔡馥生和卓炯同样主张加大力度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他们却秉持不同的观点。分歧在于：卓炯认为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只有一个,即社会分工,因而到共产主义社会仍然存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而蔡馥生认为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除社会分工外还有私有制,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都会消亡,被发达的产品经济取代。
回顾35年前的那场学术争论，刘少波教授评价，“那是改革开放之初，广东经济学理论界思想发展的一段重要历史”。
然而，尽管在学术上针锋相对，蔡馥生和卓炯私底下却是互相欣赏的朋友。据刘少波教授回忆，上世纪80年代，他们曾多次相互邀请对方参加自己的研究生毕业答辩，关系融洽、意气相投。
永远纪念蔡馥生教授
1994年6月22日，蔡馥生教授病逝于广州。在纪念蔡馥生教授诞辰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广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钟阳胜对蔡馥生教授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我们纪念蔡馥生教授，要学习和发扬他作为著名经济学家执着追求、坚定信念、探索真理的精神，学习他作为一个革命者的革命人生的奉献精神。”蔡馥生除担任暨南大学行政职务外，还兼任中国金融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卷编委，广东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物资经济学会和商业经济学会顾问，广州国际金融学会和商业经济学会顾问，广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顾问等职。蔡馥生主要经济论著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大纲》《论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国的商品经济和按劳分配》等几十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