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元（1926-2001），浙江省绍兴市人，广东省经济学会副会长，我国资深经济学家。自1949年起, 先后在上海、北京、兰州等地从事与经济相关的实际工作和教学研究工作；1962年调入暨南大学,从事经济科学方面的相关工作，并于1980年撰写一篇探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 条件下社会经济性质问题的文章,从而提出了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作出了中国将长期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后这一理论奠定了其在经济学界的地位。留粤期间，一方面致力于暨南大学经济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另一方面始终坚持推动广东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并与其他经济学家合作为政府制订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广东经济的发展。
尝民间疾苦、怀济世之心
1926年，张元元出生于浙江绍兴。当时的中国积贫积弱、世上疮痍、民间疾苦, 这使得他在孩童时期便在自身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永远的烙印。抗战爆发, 家乡沦陷, 时为中学生的他, 跟随学校流亡, 由浙江到福建再到江西, 饱尝了山河破碎, 颠沛流离之苦。先生的以天下苍生为重的情怀和强烈的爱国主义观念便形成于这个时期。抗战胜利后, 先生作出了矢志从事经济工作的选择。先生认为, 民不富则国不强, 国不强则遭人欺;天下兴亡, 民族盛衰, 盖由贫富所致, 而致富之道, 则在于经济。故而先生选择了从事经济工作和研究致富强国之道的经济之学。
摆脱传统模式，迸发卓越思想
张元元在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拥有过人胆识、超前勇气和卓尔不凡的思想。对于五十年代从苏联照搬照套而引入的“占统治地位国有制+计划经济”的斯大林模式,先生是较早将其跟严酷的现实经济生活和艰难的民生问题两相对照而对其产生怀疑的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大灾大难造成了人们对许多根本性问题的大彻大悟。在这条彻悟的道路上, 先生是起步早、走得快且达到很高觉悟程度的为数不多的理论工作者之一。在极“左” 集团倒台之后, 先生积极参加了我国经济理论界所进行的拨乱反正斗争。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于, 他认为总体上的拨乱反正, 并不足以摧毁极“左”派诸多谬论的立论根据, 也不能为经济体制的重构提供一个总体性的理论依据。先生认为, 这个依据便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目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所处阶段的判断。有鉴于此, 先生在《人民日报》理论部于1978年5月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 鲜明地提出了“不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 作出了中国将长期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的判断。
与暨南发展同行，与学科改革共振
在担任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时期内，张元元醉心于经济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暨南大学于1984年首次开办了夜大学，并于当年秋季开始招生。在夜大学的可选专业方面，张元元致力于开办经济学科相关的专科班，旨在培养出更多的经济学科人才。他认为夜大学可以顺利培养出一系列的高级管理人才；因此，暨南大学首届夜大所开设的7个专业中，属于经济学科范畴的专业便有：商业经济专业、金融专业、会计与企业管理。另一方面，张院长带领下的经济学院受中国石油部委托，成功开办了1年制的工业会计进修班，为石油部输送培养了一大批优质的会计人才。同年，在张元元担任院长期间，经济学院曾派教师协助香港中旅社在香港联合举办了几期经理业务培训班。据不完全统计，至1986年，包括经济学院所开设的专业培训班在内的各类校外培训班，成功为全国各地特别是侨乡的经济部门培养高级管理人才便达到5000余人。
1984年，在学科内容和形势的改革方面，张元元与经济学院其他教授在贯彻了“中央24号文件”后，开始着重从专业方向上作出一些根本性的改造：将原来只适应于内地社会实际和国内学生修读的、侧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理论的政治经济学专业，分别改为研究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以市场营销和企业营销、管理为主，并广泛吸收国外、港澳经济管理新知识的商学专业和企业管理专业。通过较长一段时间的摸索与实践，证明这些改造过的专业受到海外和港澳地区学生的欢迎，产生了很强的学科吸引力。
功成名就报桑梓，饮水思源念恩师
2016年11月11日下午，经济学院校友卢闰霆向暨南大学发展基金会捐赠200万元，用于暨南大学经济学领域的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至此，张元元经济学创新奖励基金成功设立。卢闰霆校友曾于1984年就读于我校经济学院金融学系，受教于张元元等老一辈经济学院师长，师承之恩，润物无声。在校期间，卢闰霆校友深受先生的办学治学的态度与其处事严谨精神的熏陶。先生的以天下苍生为重的情怀, 不阿世不媚俗的高贵品质, 宠辱不惊的心境, 放下即为实地的作风、过人的敏锐和思辩能力以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的心态, 激励后辈们发奋图强，勇攀高峰。
功成名就回报桑梓,饮水思源感念恩师。在卢闰霆校友事业有成之际，他想要报答的第一份恩情便是师恩，于是，他诚意捐资，设立“张元元经济学创新奖励基金”，并寄望该基金不断发展壮大，让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更多的后辈能够从中汲取力量，迈向更高的领域。这一片尊师爱校的赤子之情值得尊敬，值得称赞，令人感动。
理论热情运用于实践，致力推动外向型经济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后，先生的理论热情表现为对中国( 特别是对生活于斯、工作于斯的广东) 的开放、改革和发展问题的关注。在广东, 先生是较早呼吁而且一直坚持要发展外向型经济的一位经济学家。先生和其他经济学家的建言, 为有司所采纳, 使之成为政策, 有力地推动了广东经济的发展。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 先生的“市场导向” 改革思想, 是极为鲜明和极为突出的。1980年,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就十分明确地提出:“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 到底应该是计划经济还是商品经济? 回答应该是商品经济, 而不应该是计划经济。”
1988年, 先生在与其他教授合写的一篇文章中不仅十分明确地提出了我国经济改革的总体目标必须是市场经济, 而且还提出了这种“市场导向” 改革的总体方略——— “ 抓住中间、带动两头”,即以市场化为中心, 推动企业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方略。事实上, 广东的经济就是沿着这条路子走过来的。历史将记住广东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历史也将记住张元元先生等广东经济学家们的理论思维、政策主张以及所有的贡献。
离休不离思，时刻关注时事动态
进入九十年代, 先生从暨南大学退休后，仍一直心系广东地区的发展。虽然离休, 但在理论思维方面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相反, 先生与时代共进, 并将其先前的一些思维推向了更加深邃的层面。这时,先生已感到外向型经济中的对外开放程度的不足, 提出了要将外向型经济的对外开放水平加以提升, 并向经济国际化目标迈进的观点;先生关注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渡中所出现的新问题。先生指出,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 存在着市场化不力、国企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问题。先生明确地提出,单一的公有制跟市场经济是不能相互兼容的, 为了形成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 就必须发展非公有制并对现有国有制企业进行股份化改造和创新公有制的实现方式;而在政府职能调整方面, 先生尖锐地揭露经济活动中存在的政府主导的发展势头, 指出这是“有限受益、无限风险” 的一种势头, 也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势头。有鉴于此, 先生对旨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顺德经验” 予以高度评价, 对于顺德从消解政府不应有的经济职能入手, 大刀阔斧地进行政府机构改革, 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和规范政府职能的一系列做法, 予以充分的肯定。
张元元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热爱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一系列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 并将其落实在自己的工作上，体现在言行中。在他长期的学术生涯中, 敢于坚持真理, 勇于开拓进取, 取得了大量具有创新和真知灼见的学术成果。斯人已去，但斯文长在。先生一生的思维成果，将成为知识的增量而为后人所诵读；而先生的风范，更将成为后人后学的一个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