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和治理实践的伟大创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是“一国两制”1.0版，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安排是“一国两制”2.0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国两制”3.0版。“一国两制”的国际认同感，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宏观制度红利。改革开放以来，内地与港澳地区呈现出从市场经济发育差异性到趋同性的转变，带来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经济制度红利，推动探索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市场。“一国两制”的科学之处在于“包容他者”与“和而不同”。全球化4.0时代，因应变化的组织架构创新极其重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进一步发挥组织架构创新红利，更好地融入并引领全球化，不断拓展合作型秩序，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一国两制”3.0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一国两制”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和治理实践的伟大创新。1978年10月8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文艺家江藤淳时指出：“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这是邓小平涉及“一国两制”构想的最早谈话。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了《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的谈话：“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1982年1月10日，邓小平在接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基时说：“在实现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性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一体现国家治理创新的伟大构想。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第31条明确规定：“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1984年12月19日，中英双方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正式开启了“一国两制”的实施进程。1985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把“一国两制”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1987年3月26日，中葡双方签署《中葡联合声明》，又一次推进“一国两制”的实施。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到祖国怀抱。1999年12月20日，澳门正式回到祖国怀抱。“一国两制”从萌芽到提出再到实践，已经走过了40多年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世情、国情、港情、澳情、台情等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国两制”顺应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变化，因时而动，对全球化时代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特区的健康持续高效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制定完善便利香港、澳门居民在内地发展的政策措施”。这表明，新时代“一国两制”继续把“发展主义”作为新动力，把“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新融合框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是新时代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新举措，也是推动“一国两制”事业健康发展的新实践。2017年7月1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签署了《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

如果说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回归是“一国两制”1.0版，2003年开始实施的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安排是“一国两制”2.0版，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国两制”3.0版。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制度背景是“一国两制”。如何坚持一国之本、发挥两制之力，至关重要。激发与释放“一国两制”的制度红利，增强一国向心力，提升三地融合力，需要有科学的理论逻辑和坚实的实践逻辑。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成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示范区，不断彰显“一国两制”的强大生命力。在全球化4.0时代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基于全球化大视野，认清新时代“一国两制”制度红利的新内涵和新特征，按照发展趋势和发展规律，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二、“一国两制”的国际认同感：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宏观制度红利

“一国两制”提出之初，国际社会对这一前无古人的创新性构想，处于漠然观望甚至疑惑排斥状态。1995年6月26日，距香港回归政权交接还有两年零四天，美国《财富》杂志国际版推出了一期封面报道《香港之死》（The　Death　of　Hong Kong），成为西方舆论“唱衰香港”的代表。这篇报道反映了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对“一国两制”的攻击。部分香港人也曾为此彷徨和迷茫，对内地能否容许香港长期保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缺乏信心，对“一国两制”能否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感到疑虑。但1997年香港回归后，悲观情绪很快被信心所替代。1998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功击退国际游资大鳄索罗斯的冲击。在预言“香港之死”6年后，《财富》杂志选择香港作为2001年《财富》全球论坛的主办地。2007年7月，香港回归10年，《财富》杂志发表《香港根本死不了》一文，指出：“1995年，《财富》杂志曾预言香港主权移交回中国后，它将会衰落。但是在2007年，这座城市比以前更繁荣。”

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的态度，经历了“旁观—害怕—质疑—肯定—共识”的变化过程，在总体上肯定“一国两制”并形成了国际共识。特蕾莎·梅政府上台后公开表态，“一国两制”为香港提供了一个成功的框架，是香港维持长期稳定与繁荣的最好制度。整体而言，由于英国在香港的特殊利益关系（未来英国“脱欧”后这一利益关系的重要性更加凸显），英国对港政策是其对华政策的一部分，不会超越对华关系的整体框架。美国智库也一直对香港给予极大的关注，并影响着美国政府的对港政策。美国智库学者整体上认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认为“一国两制”从根本上保证了香港的发展和稳定。同时，香港问题不是美国政府的优先问题，更不是中美关系层次上的问题。与此同时，港澳地区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感也是与国际认同感一致的。相关调查研究表明，1998年至2016年这19年间，香港媒体对“一国两制”实施现状的积极评价，在香港回归10周年（2007年）和即将迈入回归20周年时（2016年）分别达到两个顶峰。总体而言，悲观、消极的评价总量并不多，尤其是在经济层面，负面评价最少，正面评价最多。

“一国两制”的国际认同感展示了这一科学构想的强大生命力。新时代对“一国两制”的国际认同感，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宏观制度红利。这一制度红利是“一国两制”实践开始之前难以体会的，更是“一国两制”实践的硕果之一。这一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现实逻辑，释放了较好的“帕累托改进”效应。我们也要看到，在全球化进程中，随着时势和经济格局变化，港澳的地位在发展变化，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内地、国际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生了变化。这要求我们准确认识香港、澳门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变迁。新中国成立后，香港是内地的对外窗口；改革开放以来，香港是内地产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关键链接点和国际贸易、国际金融中心。21世纪以来，尤其是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来，大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变化，香港逐渐成为各种国际力量博弈的平台。这一地位的转变是香港自身难以主导的，也是在回归之初难以预计的。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香港成为大国间战略博弈的国际平台之一，从经济博弈为主逐步演变为经济、政治双重博弈，而且具有政治博弈主导的态势。

可以判断，这一博弈格局将长期存在，是一场持久战，很难用一次性应对方法解决全部问题。对此，应直面问题，准确认识香港地位变迁，正对博弈。这是大国和平崛起必须面对的问题，是国际竞争中不容回避的问题。理性博弈的核心在于：增强一国向心力，提升内地与港澳融合力。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所要践行的使命，也是增强“一国两制”国际认同感和制度红利所要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一国两制”的市场体系融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经济制度红利

“一国两制”的心理基础是国家认同。从“制度—心理”角度看，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制度背景使港澳民众产生了异于内地居民的国家认同心理结构。研究表明，香港居民国家认同的心理结构，正在从以家庭重要性和现代化理念为中介，转变为以物质观为中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于主体理性的利益权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这是“一国两制”以发展为动力的微观基础。“一国两制”首先被港澳居民视为延续并增加其利益的制度工具，更被作为其对国家价值认同的表达载体。这是港澳居民国家认同的心理激励机制，国家认同既是利益计算的过程，也是利益激励的结果。

理性计算的制度背景则是市场经济。人类大历史中，市场作为经济社会发展隐而不显的动力，指引着微观主体心动进而行动，推动着历史前行。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各种制度是在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不一定是最有效率的，但是具有相对效率。市场经济国家（地区）不一定是发达经济体，但发达经济体一定是市场经济国家（地区）。回望历史，“李约瑟之谜”（历史上中国为什么由盛而衰）之所以发生，原因之一就是错过了全球市场的发展机遇。1776年，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亚当·斯密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乱象中，看出了万物皆有序，看到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引导着经济社会运行。《共产党宣言》指出，市场一旦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在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和市场体系完善程度方面，内地与港澳地区呈现出从差异性到趋同性的发展态势。“一国两制”提出之初，内地与港澳的经济制度差异非常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市场登上新中国舞台的序幕。改革开放市场化进程的逻辑起点是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这决定了中国改革开放是具有双重意义的转型：从自然经济迈向发达经济，这是发展意义的转型；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这是改革意义的转型。1978年以来，内地经历了14年“摸着石头过河”的市场化改革，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内地经历了市场经济的启蒙阶段，经过了市场经济的历练，目前进入到深入理解市场经济、建设市场经济、提升市场经济的关键时刻，市场机制从“无”到“有”、从“有”变“好”。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升到“政府增进市场”的新阶段与新高度。

内地与港澳地区市场经济演进趋同过程，是市场体系融合的过程，是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融合的过程。其间，港澳地区尤其是香港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化水平具有领先性和示范性，是内地改革开放的“窗口”“桥梁”和“国际通道”，港澳地区充分发挥了“超级联系人”的作用。“一国两制”助推了改革开放进程，内地与港澳地区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经济一体化水平日益提升。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9市一直是全国市场化改革的先行者和试验田，是内地市场意识和市场体系较完备的地区；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是世界上公认的成熟市场经济制度和自由经济体，是中国市场化水平最高的区域之一。截至2018年，香港连续24年获评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经济自由度指数排名第一，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城市之一，被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机构（GaWC）评为世界一线城市。这表明，共同的市场话语体系、共同的市场经济理念、共同依托并交叉融合的市场经济体系，成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经济制度红利。未来的粤港澳大湾区将是一个世界级经济大平台和一个成熟市场经济的制度样本，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支撑区域、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最具活力经济区、世界著名优质生活圈、“一国两制”实践示范区，将成为一个开放型的经济结构、一个高效型的全球资源配置体系。

基于此，作为近期目标，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效仿欧盟共同市场，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市场（或类共同市场）。共同市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所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其特点是成员国（地区）间完全取消关税壁垒，并对非成员国（地区）统一关税，成员国之间资本劳动力自由流动。1991年12月11日，欧共体马斯特里赫特首脑会议通过了建立“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和“欧洲政治联盟”的《欧洲联盟条约》（通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1992年2月7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设立理事会、委员会、议会，逐步由区域性经济共同开发向区域政经整合发展。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洲联盟正式成立，欧洲三大共同体纳入欧洲联盟，这标志着欧共体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过渡。这一实践经验值得借鉴。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点要探索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独立关税区、三种法律制度、三种货币、三种语言”等条件下，如何实现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协调发展，推动区域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市场（或类共同市场）是一种可行的探索路径，是一国之内的制度创新。目前，最为重要的是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市场建设委员会，开展顶层设计，通过机制体制创新推进大湾区内要素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全面开放，并出台相应的支持系统（所得税税收制度等）。未来，这一市场经济的制度样本具有很好的全球示范意义。

四、“一国两制”的组织框架创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全球化红利

2019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全球架构”。这意味着，我们进入以数字为纽带的全球化新阶段。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强调，全球化发展已进入新阶段，各方应努力保证未来的全球化发展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第四次工业革命改变的一个重要的游戏规则就是：超地方化和超全球化的兴起。其背后不仅是贸易的全球化，而且是研发、生产、投资和服务的全球化，是信息共享和数据资源的全球化。在全球化新时代，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推平了一些阻碍国家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人与人之间的障碍，使各种交流、合作空前活跃，促使生产力挣脱某些人的束缚，使生产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改善，社会发展也得以不断提速。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就是要回应这一全球化新趋势。回顾历史，从15世纪末地理大发现到1800年，可称为全球化1.0阶段；19世纪至20世纪，可称为全球化2.0阶段；1990年以来至今，可称为全球化3.0阶段。在全球化的每一个阶段，人们对世界的认知以及由此形成的经济社会组织形态都发生着变化。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力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紧紧地把握住全球化的脉搏，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创造了“中国奇迹”，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一国两制”就是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之一，这既是对中国特定问题的回应，又是对全球化新趋势的回应。

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并在此文基础上于1996年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他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并且亟待回答的问题：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地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亨廷顿开宗明义地指出：“历史上，全球政治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现代化有别于西方化，它既未产生任何有意义的普世文明，也未产生非西方社会的西方化”，“凡是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社会，通常是其历史即将衰微的社会”。1996年，德国当代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出版了《包容他者》一书，提出了“后民族国家理论”。他指出，不断增长的多元主义和经济全球化的残酷进程，引领我们进入后民族国家时代；世界范围内的交往，超越了自然语言以及特殊符码（主要是货币和法律）的限制；世界社会已经成为一个风险共同体，面对经济全球化及其风险，需要超越民族国家的组织创新；欧盟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组织；超越民族国家，不是消灭民族国家，而是“扬弃”民族国家。哈贝马斯秉承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理念：任何成熟的历史形态都将走向衰落。这意味着，全球化时代因应时代变化的经济、政治、社会等组织架构的创新极其重要。然而，这一理念演进和实践进程，不可避免地充满艰辛、挑战甚至迂回。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指出，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世界政治结构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国家依然是国际生活的基本正式单元；经济繁荣取决于全球化的成功，而这一进程经常产生不利于实现夙愿的政治反映。基辛格认为：“评判每一代人时，要看他们是否正视了人类社会最宏大和最重要的问题。”

经济、政治、社会等组织架构的创新，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一国两制”科学构想提出之初，人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科学构想的深刻历史内涵和哲学逻辑；在今天，人们则能认识到“一国两制”的科学之处在于“包容他者”与“和而不同”。以包容的心态看待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是一种以谋求发展为前提的求同存异的“包容性认同”，更是创新性的民族国家内部的“包容性认同”。这是有别于哈贝马斯所洞察的欧盟这一超越民族国家的组织框架的又一个创新。这既不是“战胜论”的思维定式，也不是“趋同论”的思维定式。1984年10月，邓小平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可见，“一国两制”是一个开放性的思想系统，是全球化时代引领性的思想储备之一。

当前，“逆全球化”和全球分离主义虽然时有兴风作浪，但成不了主流。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政治、社会等组织框架创新的制度红利，需要人们通过创新来释放。新时代，“一国两制”全球化红利的释放载体就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一国两制”背景下，内地与香港、澳门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一互动融合关系成为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重要环节，成为一个客观的、而非想象的命运共同体。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进一步全面提升这一互动融合关系，以便更好地融入并引领全球化；要通过进一步“包容他者”，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龙头和发动机，不断拓展合作型秩序，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所肩负的神圣使命。

五、结语

人类社会是在演进理性与建构理性的互动中不断前行的。无论是强制性制度变迁，还是诱致性制度变迁，都有其适合的条件和土壤。“一国两制”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理论和治理实践的伟大创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是“一国两制”1.0版，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安排是“一国两制”2.0版，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国两制”3.0版。其间，“一国两制”的制度内涵逐步得到认识、理解和深化，“一国两制”制度红利逐步得到释放，成为探索国家治理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典型样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一国两制”的国际认同感是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宏观制度红利。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发育程度和市场体系完善程度方面，内地与港澳地区呈现出从差异性到趋同性的发展态势，这成为未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经济制度红利。作为近期目标，粤港澳大湾区可以效仿欧盟共同市场，探索规划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共同市场。全球化4.0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要进一步发挥组织架构创新红利，更好地融入并引领全球化，不断拓展合作型秩序，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这一进程中，要紧紧把握相关微观主体的利益逻辑与利益博弈，塑造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激励相容支持系统。

(作者：刘金山，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经济学博士。)

(来源：《统一战线学研究》，2019年第3期。）